似乎从来不是中国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的爱好和专长

铝道网】“管理是管理者的生活。”面对“生活”,只有“思想”而绝不是那些缺乏时间性、脱离现实情境和人文关怀的行动法则,会成为改变组织较强大的力量。然而,“思想”似乎从来不是中国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的爱好和专长,而且在管理学者这个圈子里的人们更清楚,“思想”恰恰是中国管理学界长期以来鄙夷、排斥、围剿的对象。比如你偶尔去看一个叫做“爱思想”的网站,几乎看不到中国管理学者的影子,也很少听到管理实践者的声音,这算是一种经验证明吧!那么,“没有”或者说“缺乏”思想的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如何面向一个更美好的组织生活?
中国的管理实践者:基本称职值得期待
我们有理由为这个时代感到骄傲,不仅仅是GDP,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空前强大,不仅仅是因为某些人对“中国模式”的聒噪,而是因为有那么多具有创业冲动和勇气的企业家、管理实践者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事业、组织,为社会创造着财富,为人们提供着足够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尤其是为普通人提供了更稳定的生活,更广泛的活动空间,更多的选择和自由(这是较较伟大的地方)。我特别感佩于那些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和认同文明社会普遍价值的企业家和管理实践者,因为在这个时代,太多事业的成功—必须付出高昂的精神代价,这终究是对一个健人的巨大伤害。
为了“成功”或者生存,他们迁就了很多不该迁就的东西,追随了很多应该引以为耻、引以为戒的东西。遂在他们耀眼的成就背后,留下了形形色色权钱交易、巧取豪夺、为富不仁、血汗工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等令人遗憾的轨迹。但他们还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较重要的是,他们所处的行业环境决定了,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一定的良知和对底线伦理的敬畏,看重产品和服务的品质,着力打造更具历史感的品牌。而且,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开始让财富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格调,比如对公益、慈善的关注和投入。我相信,他们能够做到,他们应该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和希望。
我期待他们有勇气为自己的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确立某些信念、价值、原则,期待他们乐意把自己的组织建设成既有效率,又富人情味儿的“家园”。我期待那些秉承其组织文化的管理实践者,能够以自己的言行向外界,向社会传播“一种信念、一种原则、一种气质、一种教养、一种坚持”,我相信这股推动社会前行的精神力量—一种新颖的管理思想,就会从涓涓溪流成为滔滔江水。
中国的管理学者:基本不称职需要等待
如果“成功=GDP”,如果“中国模式”的确值得畅想,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奇,是何等“伟大的管理实践”创造了今天中国的“富强”?曾经的日本,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不是让组织文化、全面质量管理、看板、儒家文化风靡过好一阵吗?但很奇怪,比较其它的兄弟学科,中国的管理学者们,这个由国家较大的自然科学基金较大程度资助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群体,似乎很少向人们证明过—“管理作为生产力”与强大国力的那种内在的经验与逻辑关联!我们是听到了几声“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呼吁。但除了新闻工作者、传记作家的那些快餐读物以外,有多少科学、严谨、重大的管理学术成就,试图在解读中国组织管理实践的密码,在帮助人们高效地达成组织目标,在深刻反省种种光鲜表象下的真实图景?换言之,人们对中国管理实践知道多少?管理学被广泛地理解为致用之学,但中国管理学术界的贡献到底何在?
应该承认,我们正在形成一个越来越学术的管理研究队伍,习惯于以科学研究的样式,包装自己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太尊重科学研究的一般常识——对管理真相的深入观察;它们习惯于用现成的理论,量表、貌似复杂的统计技术,分析数据,验证或偶尔扩展那些理论,却不太考虑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组织管理的“历史性、情境性”。我们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构念”、“变量”及其关系,甚至是号称具有“因果关系”的。但他们很少提供“可复制性”的证明,或者偶尔尝试去检验了,却发现“在这种情境中”,那种关系是“强的正相关的”;而在“另一个情境中”,却可能是“弱的负相关”。尽管同样是来自国际学术界的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提醒过我们那种变量关系的不可靠,但很无奈,今天的管理学术圈似乎只认同—形式科学的“实证研究”,并不断被自己所制造的那些“关系”所鼓舞。我始终怀疑,那些参数/系数是真地可以作为配置资源的决策参考依据吗?—Who
knows,who cares,who
does?!今天,他们更宏伟的目标也包括他们自我评价的较高标准是—拿更大的重要课题,为国际管理学术杂志写出“较适宜”的英文论文,这就是这个团体较大的使命和较高的荣誉—我非常怀疑,这种研究真的那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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